第二天一早，外甥*雨开车，医院。取号排队，等终于见到了大夫，人家一听病人是医院的，立即说，做完核酸检再来看病。我解释说：医院治疗过一次，核酸检也都做过，和新冠一点关系没有，这不是上次看病的东西我都带着呢。
不行不行，核酸检都做过二十多天了，无效了。做完核酸检再来检查。医生根本看都不看我带的东西。
我一听人家用的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语气，只得带着母亲离开了诊室。好几天吃不下饭的母亲，一点也走不动了，腿软得直打晃。我们租了个轮椅，做完核酸，找了个宾馆住下了。
第二天中午，医院取核酸结果——阴性。其实，不用看结果我也知道是阴性，但医院证明，医院。回宾馆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哭，多日来的憋屈、难过，在这一刻肆意发泄着，管他多少路人注目。母亲生病以来，我尽量控制着不哭。父母无儿，我就是他们的儿，既然是儿，我就不能遇到事儿只会像女人一样哭哭啼啼。我不能让村里人说，那家到底是没儿子，闺女就能哭，甚事也扛不起来。无论多难，我必须扛着。快到宾馆时，我擦干了眼泪，进房间给老娘的是一张笑脸。下午又取号排队，但是进了诊室遇到的医生比头天遇到的那个更敷衍了事。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检查，甚至连听诊器都没用一下，只问：住院了吧？住了。医生扔给我一张纸，填表。我填完表。医生说拿着去住院处找大夫去吧。
外甥还想问一下医生有没有一个初步诊断。医生已经不耐烦了，语气恶劣地说，走吧，走吧，外边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了。
性情一直很温和的外甥脸色变了，话也不说了，只是瞪着医生。我拽了拽他说，走吧，走吧！
走出诊室我真想大骂一句，挂不挂专家号有个球用？但是病还得治，院还得住，之后进住院处，推着老娘等电梯。医院住院处的电梯是六个，但是因为疫情关闭了三个，剩下的三个分不同楼层排队。电梯门口排着三条长龙，病人难受，家属烦躁，但是每个人都得耐着性子，等着电梯来，电梯走，一等就是多半小时。抗疫咱得支持，可是关闭一半电梯，那上电梯的人不是更拥挤了吗？医院领导，无法领会人家这样抗疫的意图。
住院处的医生比门诊里所谓的专家态度好多了，医院，一天下来杂乱的心才稍稍平静了一点。后来，外甥和他妈说了好几次，三姨现在可偢了。他是看到我带着老娘住院那一天各种脑子不反应的状态才说出这样的话。上电梯上错，返不回不说，好歹等到要推着老娘进病房，我居然让横着拐棍别住了门，惯性生生把老娘推到了地上。（那会儿，外甥正是腰间盘突出严重期，不敢推轮椅。）反正，那一天，我脑子里好像灌进了水泥，凝固着很沉重。住院后还是所有常规检查都做，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查不出病因，而老娘的高烧却越发严重，医院之前是每天下午开始发烧，进医院三天后成了二十小时不间断发烧，饭还是吃不下，医院也倒是尽心尽力寻找母亲发烧的病因，和传染科主任会诊后，说母亲可能是结核性心包炎，但是确诊不了，如果同意只能实验性服药治疗。医院都束手无策，既然医生给出了实验性治疗方案，我只能接受，期望母亲服药后能有起色。出院后，母亲开始了痛苦的服药治疗（抗结核药吃起来反应特别大）。而我开始在二台找房子，准备接父母和我们一地居住，后来公司照顾了我两间平房，收拾了一个周，老张开着他的大货车把我父母接到了二台。给父母搬家那天高校录取分数线出来了，张哲被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录取。但是这时的张哲还是一心要去复读，对哪个大学录取她都没什么反应。
服药一个月后，母亲的高烧依然没间断过，医院复诊结果是服药一个月还发烧，就不是结核，停药吧！治疗又陷入僵局。难道让老娘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回家等死？不！我怎么也得知道老娘到底得了什么病。找中医！中医诊脉后说老娘是血瘀肝不舒。那中医踌躇满志：没事儿，这还叫个病了？回去就用这几钟药治，几天就没事了。中医的话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回家后，找了当地村医开始给输液，三天后断断续续发烧了三月的母亲退烧了。十二天后，恶心症状缓解，馒头又能吃下一个了。我们长舒了一口气，这回好了。然而，如果母亲就这么好了，我的年就不敢说太难了。
8月30日，复读准备工作全部做了的张哲忽然决定放弃复读，要上大学走。促使她做出这个决定有两大原因。第一是她打听到了复读班的班主任是个事儿特别多的人，本来压力就大的她怕被自己承受不住。其实我被她高一时曾经崩溃的心理搞怕了，我也怕她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第二是录取通知书下来后，张哲对海滨学院的